在世界范围，从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至今，感染艾滋病毒的累计人数高达约7500万，死于相关疾病的约3500万。
  虽然艾滋病发现得比较晚，20世纪下半叶才进入人们的视线，但它与14世纪消灭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16世纪几乎让印第安人绝种的天花，还有1918年让七千万人丧命的大流感，一起被并称为人类史上的四大瘟疫。
在这场抗击病毒的战争中，时间就是生命。
 

1969年6月29日，美国纽约一家名叫“石墙”的同性恋酒吧遭到警方突击检查。同性恋者们不堪忍受，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石墙暴动”拉开了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序幕，而它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催生了规模上亿的同性恋性产业。19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出现了几百家公共浴场和性俱乐部，它们打着极其露骨的广告，许多同性恋者都来这里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
  看着这些人放飞自我，给他们看病的医生们忧心忡忡，因为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些场所简直就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当时有人做了一个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在公共浴场呆一晚上，就会有三分之一的几率感染梅毒和淋病。更让他们担心的是，一些同性恋患者出现了疲劳和全身淋巴结肿胀，可是这些症状来得蹊跷，又因为它不是某个部位的炎症反应，所以没法针对治疗。医生们猜测，这或许是人体感染了各种性病，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的结果。

虽然197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医生留意到了类似病例，但在当时，给同性恋看病的医生基本也是同性恋，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很少对外沟通，所以对于同性恋群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主流医学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直到1980年11月的一天。

这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医生迈克尔·戈特利布收治了一名同性恋患者。患者31岁，却得了两种健康年轻人很少见的病：严重的喉咙酵母菌感染，还有肺囊虫肺炎。

戈特利布和同事们苦思冥想，毫无头绪。然而，同样症状的患者还在一个接一个地来，到1981年4月，他又收治了4名得了肺囊虫肺炎的同性恋患者。

如此少见的病例接连发生，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男同性恋群体是易感人群呢？戈特利布越想越不对劲，马上写了一篇报告，题目就叫《洛杉矶：男同性恋者中的肺囊虫肺炎》。他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旧金山和纽约也出现了奇怪的病例。患者同样是同性恋者，同样是免疫力低下，只不过有些人得的是肺囊虫肺炎，另一些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癌，叫卡波西肉瘤。

此时，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关注到了这些反常病例，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传染病。一开始，它被叫做“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征”，直到一年多后才改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艾滋病。

对于艾滋病的传播模式，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原本猜测，艾滋病可能是因为有些人患上多种性病，导致自身免疫系统紊乱。可是有少数患者从来不滥交，只是一次头脑发热去了公共浴场，结果就得了艾滋病。另外，纽约出现了几个吸毒的患者，经常用针头静脉注射。综合种种信息，研究人员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艾滋病可以通过性接触和血液传播。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他们特别关注有没有艾滋病患者接受过输血，或者患有血友病，因为这些人最有可能通过血液感染。果不其然，1982年初，疾控中心一个专门研究血友病的专家接到电话，说迈阿密有一个老年血友病患者在注射凝血八因子以后，得了肺囊虫肺炎去世了。要知道，这种凝血因子是由几千人捐献的血液浓缩而成，在制备过程中，像肺囊虫和细菌之类的微生物很容易被过滤掉，但病毒却有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这就意味着，艾滋病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这种病毒已经混到了美国的血库当中。要是不赶快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研究人员联系了负责血库事务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希望他们能禁止同性恋者献血，或者对血液先测试再入库。结果呢，又是热脸贴了冷屁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各大血库的负责人完全不搭理，觉得是疾控中心小题大做。

就这样，艾滋病继续肆意蔓延。到1983年4月，眼看着患病人数超过了1000，其中非同性恋者越来越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才终于出台了指导原则，要求血库对来献血的同性恋者提出质疑。

怎么个质疑法呢？血库是这么做的：每个人来献血，先发一本小册子，里面注明男同性恋者是高危人群，建议自觉推迟献血，过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就这么佛系的办法，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1982年有三百万人输血，只有三个人感染艾滋病，说明血液制品风险很低，大家尽管放心！

当研究人员拉出数据反驳这种说法的时候，血库又开始拿公民权利说事，说要是不让男同性恋者献血，那不是赤裸裸的歧视吗？这种论调研究人员也不是第一次听了。他们之前联系过各大公共浴场，希望能配合疫情防控，停业一段时间。谁知道，浴场老板们不仅不听劝，还发了个联合声明，谴责医生和政治家利用艾滋病的名义公然侵犯同性恋者的自由权利。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论是血库还是浴场，真正关心的根本不是同性恋者的权利，而是自己的利益。对血库来说，筛选新的献血者，做血液测试，都是额外的成本。浴场更直接，停业就没钱赚，老板们自然不愿意关门。

面对这种新疾病，疾控中心一刻都不敢懈怠，立马成立了工作小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分析患者和没得病的对照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找出发病原因。

可是研究还没进行几个月，就遇到了难题：经费告急。1981年是美国总统里根就任的第一年。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里根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削减政府开支，疾控中心作为政府部门自然难逃影响。它的年度预算减了多少呢？从前任总统卡特时期的3.27亿美元掉到了1.61亿。

预算砍了一半多，结果可想而知：首先，疾控中心可能会裁员，艾滋病工作组的研究人员搞不好就要被解雇。其次，预算只够支持已有疾病研究，新项目只能靠政府额外拨经费。无奈之下，疾控中心只能向国家卫生研究所申请经费。为了提高申请成功率，他们故意没要太多，只申请了85万美元，要知道，85万美元在当时才相当于研究院年预算的五千分之一。可就算这么点钱，研究院也不愿意出。

更糟心的是，研究新疾病肯定不能只凭疾控中心的一己之力，工作组需要合作机构帮忙。本来呢，他们想请国家癌症研究所出手，因为很多患者得了卡波西肉瘤，也是癌症的一种。于是，癌症研究所不仅拒绝跟疾控中心合作，对自己内部人员提出的艾滋病研究经费申请，也是一拖再拖。

1983年，随着公众对艾滋病越来越关注，各种新闻报道纷纷出现。其中一条新闻说，纽约长岛有一位老妇人，三年前因为心脏手术输过血，结果就染上了艾滋病。好多人一看，都吓坏了，一时间人人自危，都觉得艾滋病就在自己身边。作为美国最早出现传染疫情的同性恋群体，也没逃脱被全社会排斥的命运。有的政客不仅公开炮轰同性恋，还添油加醋乱说一气，认为艾滋病能通过日常接触感染，提出让那些当医生的、当幼师的同性恋者都辞职，甚至还说政府应该颁布法令，禁止同性恋者接触食品行业。在同性恋者们看来，“艾滋病”似乎也成了这样一种标记，让他们处处受人歧视、遭遇不公。
 
  就这样，一个艾滋病，让美国社会分裂成了两个阵营：大部分人一味排斥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群体，对他们的苦难漠不关心；而只有少数人跟他们站在一起，对他们的不幸表示同情和理解。美国人窝里斗得凶，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几年前就出现了艾滋病病例。他们断定，美国和欧洲正在面对同一种新疾病，而且这个病和同性恋没啥关系，而是一定和非洲有关，因为他们收治的病人最近几年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呆过。

  于是，欧洲科学家们早早地就开始研究艾滋病患者，希望尽快抓出它背后的元凶。1983年1月，法国的研究人员率先从一名患者的淋巴结里分离出了一种可以杀死辅助T细胞的病毒，他们把它命名为LAV。

  与此同时，美国癌症研究所也成功从艾滋病人身上分离出了一种攻击T细胞的病毒，取名HTLV-3型。1984年4月，美国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最先发现了艾滋病毒。这下可好，法国人觉得是自己先发现的艾滋病毒，美国人却说是他们第一。双方争执不下，为病毒的发现权还闹上了法庭。但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他们发现的其实是同一种病毒，为了避免争议，索性就统一成一个新名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HIV。自从鉴定出艾滋病病毒之后，研究人员们通过抗体测试，绘制出了艾滋病的传播地图。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病毒首先出现在非洲某些偏远的部落，在1970年代的城市化过程中，开始进入刚果共和国首都金沙萨这样的大城市，并通过回国的援助非洲医疗队和游客传到欧洲和海地，又在70年代末从欧洲和海地传入美国，在美国同性恋群体中大肆传播，之后在80年代初由同性恋游客传回欧洲。

  面对流行病，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而艾滋病在美国流行的过程，却处处反映出应对的失策：政府不重视，企业不配合，患者不自觉，高危群体不在乎，公众一味逃避……所有这些导致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白白错过，艾滋病最终蔓延全球。